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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伤情鉴定致他人被刑事追究应如何定性
作者:admin 来源: 日期:2017/6/25 21:50:35

以假伤情鉴定致他人被刑事追究应如何定性

   刘华

一、基本案情

(一)案情简介

2010年1月27日,村主任马进某因管理村集体事务与村民杨琴某(女)发生争吵引起厮打。双方均受伤,马进某住院治疗期间,村支书马金某和马进某商议,觉得杨琴某受伤肯定要闹事,马进某是为集体的事与杨琴某打架,要赔钱太冤枉。只有马进某的伤情比杨琴某重,才能镇住杨琴某。于是,马进某想到邻村亲戚韩生某几年前干农活时腰椎滑脱至今未愈,马金某打电话叫韩生某到医院顶替马进某拍摄X光片,起初韩生某不同意,经马金某再三劝说,遂由马金某去医生处开具马进某拍片单,韩生某顶替马进某拍片,得出马进某腰5椎体滑脱的诊断结论。后由村委、乡政府先后主持打架双方调解均未达成协议。杨琴某将打架一事告到派出所,派出所要求打架双方作出伤情鉴定,2010年5月25日,公安局法医根据顶替拍摄的X光片报告单、医院住院病历以及临床检查将马进某所受损伤鉴定为轻伤,杨琴某为轻微伤。2010年9月16日公安局以杨琴某为嫌疑人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2010年10月12日,检察院根据公安局移送的证据材料批捕杨琴某(未执行)。

2011年9月,马金某与人闲聊中透露拍假片一事,被杨琴某知晓,杨琴某申请重新鉴定马进某伤情,2011年11月28日,经省公安厅鉴定:马进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公安机关遂马进某、马金某、韩生某以涉嫌诬告陷害罪立案侦查,并移送起诉。

(二)办案经过

该案由陇南市武都区公安局侦查终结,以马进某、马金某、韩生某涉嫌诬告陷害罪移送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武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武检刑诉(201268号起诉书将马进某、马金某、韩生某以涉嫌诬告陷害罪向武都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最终处理结果

2012年9月3日,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法院以(2012)武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马进某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马金某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韩生某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

三、主要争议问题

对马进某、马金某、韩生某三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马进某、马金某、韩生某的行为构成伪证罪。《刑法》第305条对伪证罪的规定是: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马进某、马金某、韩生某合谋,故意用假X光片及诊断结论,骗取轻伤鉴定,意图掩盖真相,陷害杨琴某,导致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故应以涉嫌伪证罪追究三人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马进某、马金某的行为构成诬告陷害罪,韩生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马进某、马金某主观上有诬告陷害杨琴某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伪造伤情,骗取伤情鉴定,进而导致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的一系列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诬告陷害罪的规定,应以诬告陷害罪定罪处罚。韩生某在案件中受马进某、马金某指使,帮助二人伪造证据,导致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符合《刑法》第307条规定,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应予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三嫌疑人不构成犯罪。虽然三嫌疑人的行为涉嫌诬陷他人,导致他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有较大社会危害性,但既不符合诬告陷害罪主客观要件,又不符合伪证罪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三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宜作为治安案件施以行政处罚。

四、处理理由

(一)马进某的行为不构成伪证罪。首先,三人不具有伪证罪主体资格。按照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诉讼参与人,即刑事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本案中,马进某系打架一方当事人,非无利害关系的证人,马金某、韩生某更不具有伪证罪所指主体资格,以伪证罪定性,显然混淆了该罪主体要件与诬告陷害罪主体的区别。其次,按伪证罪定罪,混淆了与诬告陷害罪在犯罪客体上的区别。伪证罪通常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正常活动,而本案中三人的行为不仅仅破坏了正常的司法活动,更重要的是侵犯了杨琴某的人身权利(导致杨琴某被刑事追究),表现为侵犯客体的双重性。因此,更符合诬告陷害罪的客体要件。第三,伪证罪是在刑事诉讼中发生的,即从立案侦查后,审判终结判决生效时为止的诉讼全过程中作伪证。三嫌疑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发生在刑事诉讼之前,而非之中。换言之,正是三人合谋伪造的伤情结论才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故定伪证罪于法无据。

    (二)马进某、马金某构成诬告陷害罪,韩生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

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犯罪事实,向司法机关或有关单位告发,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1、马进某、马金某二人具有诬告陷害他人的主观犯意。对本案马进某、马金某二人主观情况的判定,应注意其在案情各阶段、全过程中的变化。起先,马进某、杨琴某互殴后,马进某、马金某二人合谋作假,其先前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而只是为了镇住杨琴某,防止其闹事,其主观上并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诬告陷害的直接故意。但此后案情的发展,使得二人具备了诬告陷害罪所要求的直接故意:即杨琴某没有被镇住,反而将马进某告到了派出所。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二人认识到了他们出具假证据的行为,会使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却仍继续一意孤行,隐瞒真相,提供假证,致使杨琴某被错误立案、错误批捕,且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未说出真相,其意志的坚定性十分明显,故二人具备了诬告陷害他人的直接故意。

2、二人客观上实施了诬告陷害的行为。诬告陷害罪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向国家机关或有关单位告发,或者采取其他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机关的追究活动。这里的其他方法可以包括一切足以引起司法机关对被害人追诉的方法和手段,并不仅仅局限于口头或书面的报案材料。本案中,马进某、马金某伪造假伤情后,并未主动告发,而是杨琴某主动控告后,马进某、马金某采取了相对于杨琴某告发行为的反告发的方法,用假伤情欺骗司法机关,从而引起司法机关对杨琴某的刑事立案、刑事批捕。笔者认为,本案中马进某、马金某采取的这种反告发的方法,应当属于本罪客观方面所要求的其他方法的类型,符合诬告陷害罪的客观行为表现。

3、侵犯了双重客体——他人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司法秩序,且情节严重。马进某、马金某伪造假伤情,骗取伤情鉴定,实施反告发的行为,致使司法机关对杨琴某错误立案、错误批捕,不仅侵害了杨琴某的人身权利,同时又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应当以诬告陷害罪严肃追责。

4、马进某、马金某符合诬告陷害罪一般主体的构成要件。

此外,韩生某在案件中受马进某、马金某二人指使,主观上具有帮助马进某做假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顶替拍片的行为,但因其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故仅应以《刑法》第307条第2款规定的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较为妥当。